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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号下午中国矿大罗承选校党委书记、段鑫星文法学院党委书记、张振康国际合作处处长和庄玉良教授MPA中心主任一行来到了多伦多访问。在多伦 多期间，两次和多伦多及附近城市的校友举行了座谈聚会，罗承选向校友们介绍了母校的近况和未来的发展，并邀请校友们参加2009年的100年校庆。校友们 项目下的领导们介绍了各自在加拿大生活工作及学习的情况，并希望继续加强加拿大校友会和母校的联系，以及利用各自的优势带动母校和加拿大在教育科技方面的 合作。

12月10号早上领导们离开加拿大到美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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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学府，盛世华章。2009年金秋时节，中国矿业大学将迎来百年华诞，届时学校将隆重举行建校100周年庆典。在此，谨向长期关心和支持中国矿业大学改革与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海内外校友和各界朋友致以诚挚感谢和崇高敬意！

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是1909年由英国福公司（Peking Syndicate Limited）投资兴办的焦作路矿学堂，建国前历经福中矿务大学（1919年）、私立焦作工学院（1931年）、国立焦作工学院（1949年）等时期。 1950年，学校迁至天津，是为新中国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中国矿业学院。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采矿科系并入中国矿业学院。1953年，学校迁至北京，改称北京矿业学院。1960年，学校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高校，是当时北京著名的八大学院之一。“文革”期间，学校迁至四川省合川县三汇坝，更名为四川矿业学院。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学校在江苏省徐州市重新建校，恢复中国矿业学院校名，并再次被确定为全国88所重点高校之一，同时在北京原址设立研究生部。1988年，学校更名为中国矿业大学。1997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在北京研究生部的基础上设立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2000年，学校由煤炭工业部管理划转教育部管理。2002年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但徐州、北京两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共同支撑中国矿业大学的发展。目前，学校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高校。

百年峥嵘岁月，百年弦歌不辍。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矿业大学先后14次搬迁，11次易名，历经磨难，意志弥坚，艰苦创业，薪火相传，积淀并形成了“好学力行、求是创新、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校园精神、“学而优则用、学而优则创”的办学理念及“勤奋、求实、进取、奉献”的优良校风，形成了以工科为主、以矿业为特色，理工文管法经教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近百年来，从这里走出了十几万高素质人才，其中许多人成长为行业领导人物、学术大师、创业精英、治国栋梁；近百年来，众多高水平科研成果在这里诞生，这其中有科学发现、技术创新、科技应用。中国矿业大学与时代同步、人民同心，励精图治、追求卓越，为民族复兴、社会发展、文明传承、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

源深流自远，行健天同功。百年校庆，是中国矿业大学走向新征程的又一个重要起点，是增强学校凝聚力、促进事业发展的重要契机，我们将以“弘扬传统、展示成就、凝心聚力、再创辉煌”为宗旨，本着“隆重热烈、注重实效、学术为本、突出特色”的原则，传承百年矿大的精神文脉，展示百年矿大的历史成就，展望百年矿大的美好前景，共同开创中国矿业大学新的百年新的辉煌。

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启动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并将在徐州、北京两地分别组织开展校庆系列活动。校庆筹备工作包括修史建馆、宣传出版、学术论坛、校园建设、校友联络、庆典大会、合作发展等，学校将成立由杰出校友、社会名流、校董事会、校友会代表和学校领导、有关方面负责人等组成的百年校庆顾问委员会和百年校庆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专门的百年校庆筹备工作办公室，负责百年校庆筹备工作的组织开展。乘着党的十七大的东风，我们热忱欢迎和衷心期待全体校友、校董、海内外及社会各界人士关心支持参与中国矿业大学100周年校庆的各项筹备工作，与我们一道共襄盛典。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中国矿业大学
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网 址：http://100.cumt.edu.cn
E-mail：cumt100@cumt.edu.cn
电 话：0516-83592100
传 真：0516-83592000
地 址：江苏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百年校庆筹备工作办公室
邮 编：221116

校友们，大家好，

12月8号下午中国矿大罗承选校党委书记、段鑫星文法学院党委书记、张振康国际合作处处长和庄玉良教授MPA中心主任一行将到多伦多访问，12月10号早上离开。

12月8号晚18:00 在 Chinatown 味香村（418 Dundas St.W.,Telphone: 416-977-3909）我们将和母校的老师们聚会。请参加聚会的校友和我联系,以便定座。电话(647)868-0727 email fanzhefu@cumt.ca

范哲夫

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 (2007年11月19日)

尊敬的李光耀资政，尊敬的施春风校长，同学们、老师们，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我有机会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同各界知名人士和师生代表见面，感到十分高兴。首先，我向在座各位并通过你们向新加坡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作为历史悠久、国际一流的高等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秉持“致力激发创意精神，教育学生并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的宗旨，培育了大批思想活跃、学识渊博的杰出人才。你们坚持“无墙文化”，提倡自由思想和人才交流，在百年校庆之际提出“思想任驰骋，生活显姿彩”的口号，彰显了开拓创新、造福社会的理念。我相信，按照贵校的宗旨和理念，依托优秀的师资队伍、雄厚的科研实力、广泛的国际合作关系，国大一定能够为国家和本地区以至全球提供更多的高质量教育成果。

这是我第四次踏上新加坡的国土。虽然每次逗留时间不长，但贵国的新发展和新变化令我印象深刻。独立40多年后，新加坡发展成为全球最大集装箱港和航空枢纽，第三大商品交易中心和炼油中心，第五大外汇交易中心和亚洲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建成经济发达、秩序井然、廉洁高效、环境优美的国家。新加坡的发展成就源于贵国最珍贵的资产，这就是李光耀资政所说的“人民的信任、勤劳、节俭和好学”，也得益于资政先生倡导的新加坡生存之道——“必须比其他国家更有条理、更有效率和更具有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加坡长期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国家虽小，兼容乃大”，新加坡通过对外开放，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其发展成就和影响力备受世人瞩目。

女士们，先生们：

对外开放不仅是新加坡发展的成功之路。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闭关锁国必然落后。中国有着对外开放的光辉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汉朝就开始与西域交往，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在7至8世纪中国唐代的鼎盛时期，更是对外交往频繁。15世纪中国明代初期，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带去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表明那时中国有着相当强大的航海能力和综合国力。从时间上来说，比哥伦布、达·伽马远航早了近一个世纪。但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固步自封，限制乃至放弃海上活动，采取了“片舨不得出海”的政策，从而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

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末，是中国清代的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那个时期，中国的工业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诸国先后开始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后来居上。而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对这一历史性大变革却茫然无知，仍沉迷于盲目自大之中，视西方科学技术为 “奇技淫巧”。“康乾盛世”之后的100多年，中国的发展大大落后了，国际地位急剧衰落，沦为半殖民地，备受外强欺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20世纪60、70年代世界经济蓬勃发展和新科技革命浪潮兴起的时代，中国搞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错失了又一次发展良机。值得欣慰的是，从70年代末开始，我们纠正了过去的错误，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开放也是改革。改革开放使我们抓住了新的历史机遇，实现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

近3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206亿美元，2006年达到1.76万亿美元，增长了 84倍，跃居世界第三位。1978年以前，中国外汇储备从未超过10亿美元，2006年末已突破1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教育、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对外交流也日益增多。中国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通过相互学习，使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视野更加开阔，开放意识和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近30年的发展告诉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致力于解决国内发展和改革面临的问题，同时必须坚持实行对外开放。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长期的。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使十几亿人民得到了实惠。我们的路子走对了，对国家有利，人民赞成，就变不了。如果变了，就会贻误国家的发展，丧失人心。这是中国对外开放长期性的根本基础。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对外开放。因此，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而不是权宜之计。实行这种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方法，不同时期可能有所不同，但作为基本方针政策，是不会变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说，开放政策本世纪不变，下世纪前50年不变，50 年以后，中国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将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更不可能改变。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面的。我们不仅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我们既有经济领域的开放，又有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开放。中国的开放首先从经济特区开始，在试验成功后扩大到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再扩大到内地，形成由点到线到片到面的全面开放格局。开放和兼容，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开放，先进的和有用的东西才能进得来；只有兼容，尊重不同文明，取长补短，才能使自己不断充实和强大起来。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为我所用。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互利的。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所当然要向世界开放，与其他国家经济相互依存，与国际市场密切联系，与世界经济相互交融。我们坚持同各国开展平等互利合作，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对外开放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中国吸收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提高生产发展水平；外国也能从中获得利益和市场。只有双赢互利的开放才能持久，才能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

不久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总结并充分肯定了近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表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在更高水平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着力解决目前形势下对外开放遇到的新问题。我们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我们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改善外贸结构，努力缓解贸易不平衡矛盾。我们坚持利用外资的基本政策，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我们将继续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逐步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我们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对国内外消费者负责，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生产，加强产品检验执法监督。我们对保护知识产权的态度是明确的，决心是坚定的，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并愿意继续深化与各国的知识产权合作。我们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已经建立并将继续完善对外开放的法律法规，使在华投资有法可依，其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女士们，先生们：

开放兼容造就了新加坡的成就，开放兼容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中国与新加坡相互开放兼容使中新两国的合作突飞猛进。去年中新双边贸易额达到408.5亿美元，是1990年两国建交时的15倍，两国互访人员超过180万，是建交时的19倍。苏州工业园区不仅成为中新合作的亮点，也成为中国工业园区中的亮点。现在两国正在探索共建生态城市，这是中新两国与时俱进、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有益尝试。早在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先生就赞扬新加坡的社会秩序好，我们应该借鉴你们的经验。十几年来，到新加坡培训的中国官员超过9000人。中国与新加坡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借鉴，密切合作，实现了互利共赢。最近，在李光耀资政的倡议和带动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了“通商中国”组织，搭建了促进中新两国文化和工商界交流的新平台。我们希望，“通商中国”为中新关系发展开创新的天地。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对中新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目前，中国正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贵国也在打造“新的新加坡”战略，中新两国合作处于新的发展机遇期。我们将一如既往加强与新加坡的交流与合作。我们相信，由邓小平先生、李光耀先生等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奠定、并在几代领导人共同努力下发展起来的中新友好将世代传承，两国合作的未来将更加美好。

位于加拿大卑诗省东北部的盖森煤田，是加拿大第一座大型地下煤矿，远景煤炭总资源量超过15亿吨，由华资企业加拿大德华国际矿业集团拥有100%产权。随着该矿的开采事宜日益临近，华人移民身份的德华国际矿业集团董事长刘乃顺也越来越引人关注。

华企开采加国最大地下煤矿

据明报报道，中国首钢参与投资的加拿大德华国际矿业集团公司(Canadian Dehua International Mines Group Inc)，计划在卑诗省北部开采加拿大最大地下煤矿(underground mine)，该公司表示，由于加拿大缺乏地下煤矿的开采经验与工人，招聘外劳可能无法避免。不过，该公司估计只会从中国引进100到200多名矿工。该公司强调，一切将依照加拿大法律与规矩办事，且会优先雇用本地人。

德华矿业公司计划开采的盖森(Gething)地下煤矿场，就在卑诗省东北部的Chetwynd市附近，该市市长已表示准备好接待中国外劳，并且承认本地缺乏地下采矿的工人，引入外劳无可厚非。

盖森煤矿位于卑诗省东北部，连接29号公路与97号公路，在Chetwynd及Fort St. John附近，属于省府官地(crown land)，估计总煤藏量有望超过15亿吨，首期年产200万吨优质炼焦精煤。华资企业加拿大德华国际矿业集团公司表示，拥有盖森煤田的全部产权。

德华董事长刘乃顺透露，整项煤矿计划将聘用400多人，但他相信，地面以及支持性的服务，可在本地聘用到工人，但地下矿工聘用外劳则可能无法避免。他估计聘用的中国外劳人数约在100至200多人间，将按实际所需情况决定。

较早前，有消息传言德华公司要从中国引入400名矿工，引来本地工会及社会的强烈批评，指德华宁愿以低价招聘及剥削中国外劳，都不愿意训练本地工人，将德华的投资计划，无限上纲上线。

刘乃顺则解释，盖森煤矿采用地下开采模式，可是加拿大98%以上的煤矿属于露天煤矿，现有的地下煤矿量规模只约5至8万吨，而盖森煤矿的年产量是200万吨。加拿大缺乏经验，也缺乏工人。而在中国，98%的煤矿属于地下开采型式，人才与经验丰富。

根据德华呈交给省府的计划书，估计需要挖掘至地下100米才能达到煤田。

刘乃顺强调，加拿大是法治国家，德华会完全依照加拿大的法律与规矩办事，包括在招聘外劳前，会依照移民法的规定，首先在本地报章登报请人，没有人受雇，才会找外劳。至于招聘的优先次序将分为4个层次，第一位是当地原住民、第二位是当地居民，第三位是加拿大人，第四位才是外劳。他说，获招聘的外劳，将会得到加拿大人相同的薪酬与待遇。德华不会因为中国工人便宜才招聘。

刘乃顺说，中国出现矿难的煤矿主要是私营的小煤矿，大型的国营煤矿安全纪录很好，不少煤矿几十年来都不曾出现严重事故。

刘乃顺透露，中国其中一家最大规模的钢铁生产企业首钢集团是该公司的合作伙伴，盖森矿场所产的煤，首钢有优先采购权，但届时亦会根据市场条件，不排除将煤产卖给其它顾客。德华的计划书透露，首钢及北京帅翎集团都拥有德华的股份。

刘乃顺说，该矿正进行可行性研究，环境评估要到明年才完成，目前计划是2008年秋开工建设，2009年投产。但他说，在加拿大办事，延迟一两年并不稀奇。

董事长是商业移民

据山西省侨联网站介绍，刘乃顺，1961年5月出生，山西省方山县人，无党派，侨眷，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山西北武当山旅游开发公司董事长、北京市煤炭协会副会长、吕梁市政协委员、方山县政协常委。

1984年9月?1988年9月在徐州师大上学；1988年9月?1992年8月在阳泉矿工报社工作；1992年8月?1997年5月在阳泉矿务局工作； 1997年8月创办北京帅翎贸易公司、方山老传统食品公司、山西北武当山旅游开发公司、加拿大德华国际贸易公司、山西德华能源科技投资公司、山西阳泉保安煤矿、抚顺中加王枫学校，任法人代表、董事长。

而根据公司网页所提供的资料，德华董事长刘乃顺是商业移民，也是北京帅翎集团董事长。 该公司专注中国煤矿业务，定期为中国大型钢铁商提供冶金煤，这为加拿大的公司奠定了基础，因而投资在加国的煤矿开采业务。

加拿大煤炭工业可追溯到19世纪殖民主义者在东部开采露天煤矿。随着经济发展和扩大对煤炭的利用，煤炭作为运输和工业的主要燃料，在20世纪有了很大发展，到1950年，加拿大全国年产量为4400万吨，达到顶峰。也就是从1950年开始，由于铁路燃料由煤转换为柴油，煤炭需求急剧减少，两年中铁路用煤从每年1000万吨锐减到1万吨，民用取暖用煤也改为锅炉油。由此，煤炭工业开始萧条，1960年到1970年几近消失。此后煤炭利用回潮，一些省建设大型燃煤电厂，国际市场需要优质焦煤，煤炭工业开始复苏。从1970年开始，日本钢铁工业投资并协助开发新煤矿，煤炭产量迅速增加，直到1984年为出口煤炭而建设的新煤矿仍在开发。这些供出口的煤矿都有固定买主和长期销售合同，价格也较合理。随着国际市场的变化和长期销售合同期满，1990年开始对出口煤矿兼并和合理化生产，2003年达到高潮。

煤炭流向2003年，加拿大煤炭产量从2002年的6660万吨减少到6000万吨，主要原因是阿尔伯特煤矿降低了产量。今年进口煤炭2200万吨，出口煤炭2700万吨，全国煤炭总消耗量5500万吨。由于煤炭仍是发电、炼钢、水泥生产的基本燃料，煤炭工业依然在继续发展。

加拿大煤炭工业地区特点明显，为出口而生产烟煤的煤矿在阿尔伯特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山区中，年产量3500万吨。国内消耗的亚烟煤和褐煤生产集中在阿尔伯特和沙斯卡切旺的大草原，主要供燃煤发电。从美国和南美进口的煤炭供东部地区，约占总消耗量的25％。国产烟煤也供东部地区。沙斯卡切旺生产的220万吨褐煤由铁路运往安大略省东部供电厂用。诺瓦斯科第亚公司关闭了大型煤矿而成为重要的煤炭进口商，并增加了美国西部亚烟煤的进口量。
煤炭出口加拿大于上世纪90年代增加了煤炭出口，主要出口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部分需求量占出口总量的65％。中国去年也成为焦煤进口国家，所进口煤炭提高到200万吨，其中由加拿大进口50万吨；今后几年中国进口焦煤的数量可能会增加到400万吨，加拿大出口中国的份额也会增加。目前，加拿大煤炭出口到20个国家和地区，可出口2500万吨焦煤和200万吨动力煤。

国内需求加拿大东西部几个省燃煤电厂需大量动力煤，其他省则靠水电。安大略省的钢铁工业和其他地方的水泥工业也是用煤大户。今后焦煤需求平稳，动力煤需求会增大。燃煤发电成本低，经济效益高，但公众关心空气质量、气候变化的呼声，也多少影响了燃煤电厂生产能力的扩展。这几年新建电厂都采用瓦斯透平发电，建设快，投资少。

结构调整随着煤炭工业的发展，1990年加拿大煤炭工业结构开始变化，大的国际石油公司进入煤炭工业，年产百万吨煤的11个公司中，5个大公司产量占全国年产量的86％。到1992年，大部分公司退出或准备退出煤炭工业。近10年来大公司共同破产和大规模出卖，如路斯卡公司和马纳尔塔公司先公有、后合并；去年，3个合并的焦煤煤矿与动力煤煤矿合并成EVCP公司，跟着又有6个煤矿并入。加拿大福德煤炭信托公司拥有EVCP公司65％的股份，坦克科明科公司拥有其余35％的股份。目前，EVCP公司成了加拿大煤炭出口的垄断公司、世界第二大焦煤出口商路斯卡公司成了最大的动力煤生产商。

加拿大煤炭工业目前十分活跃，结构调整使生产合理化，提高了煤炭生产率，降低了平均生产成本，同时也增强了在国际煤炭市场的竞争力。在关闭效率低、成本高矿井的同时，又在原有基础设施附近开发低成本的小型煤矿，以取代已关闭矿井的地位，保持竞争能力。

加拿大政府虽于2003年认可了《京都议定书》，但没有制定出具体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和措施，其环保政策，尤其是气候变化的政策，都不支持利用煤炭。这势必限制了投资燃煤电厂，也限制了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和洁净煤技术的研究。

展望未来，加拿大焦煤出口会保持强势，随着2004年至2005年市场需求增长，有望达到年出口3000万吨的水平。动力煤出口不大可能回弹，出口可保持在200万吨至400万吨的水平。

Embassy, October 4th, 2006 NEWS STORY By Lee Berthiaume
Branding Canada

As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students find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get into U.S. schools, Australia is taking up the slack, and public-diplomacy-poor Canada is falling badly behind.

Missing chances for students and trade

It’s a problem Lloyd Axworthy has experienced firsthand as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Winnipeg: Too many Canadian institutions doing their own thing to attract foreign students and losing out to other countries with a more unified recruiting approach even as the U.S. becomes less student friendly because of security measures.

In recent years, Canada has seen its share of foreign students–especially from Asian countries like China and Japan–first decline, then increase only slightly. At the same time, other countries, like Australia, have seen significant increases.

“Th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Australia] work in a very concrete, coherent way,” Mr. Axworthy says. “There’s integration; they identify niche markets.

“The Canadian approach is very fragmented,” he adds. “Various universities traipse in and try to establish their connections. Some do, some don’t. The overall impact is one where we are substantially failing in attracting students in what is now a much more competitive market.”

The problem is one that is starting to affect numerous companies and industries, and has prompted some to start investigating ways to create what is essentially a “Brand Canada” in various sectors that have, until now, been represented abroad through associations, provincial and regional marketing efforts.

In the 1970s and 1980s, Australia was swept with what Deputy High Commissioner Tony Huber describes as a “broad-based intellectual conspiracy” that saw academics,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and others touting the need for a unified and cohesive effort to promote Australian companies and products abroad to remain competitive.

“I can’t say there was a seminal moment when branding Australia came out,” Mr. Huber says. “It gained momentum and acceptance in the 1980s. Any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references were put aside to promote Australian sectors.”

Fortunately the timing was right as a wave of federalism was sweeping the country, but Mr. Huber says it wasn’t always easy to get everyone on side and to set up the necessary framework to move forward.

But over time, the idea caught on and a concerted, unified effort to promot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in Australia, Australian mining companies,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emerged.

“Some really tough decisions had to be taken,” he says. “Some of the states have given way in some areas that are blurred. I think all sectors… understand the Australia brand can be used effectively.”

Not only does Australia have about 380,000 foreign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country, bringing with them cultural,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benefits, but exports of wine to Canada are increasing on average about 20 per cent per year.

The change has also affected the way diplomats and other government employees who work at missions abroad operate, Mr. Huber says.

“For the last 10 to 15 years we have had to think of the whole of government,” he says. “We do not represent the agency; we represen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benefits are that Australia has for years topped competitiveness surveys and seen its markets abroad steadily grow.

“I think it has been successful,” he says. “I don’t think having a fragmented approach could improve our results.”

Public Diplomacy ‘Third-Tier’

Mr. Axworthy says it is a problem he struggled with even when he was Canada’s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from 1996 to 2000.

“Going back to the time I was in service, we could never get the approvals for increases to what used to be called third-tier, but is essentially public diplomacy,” he says. “Based on my experience, I don’t think the Ottawa system understands or thinks it’s important; they don’t give it priority.”

“I just don’t think there’s been a proper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and influence that can be brought to bear,” Mr. Axworthy says. “There’s never really been any attempt to put these things in an integrated way.”

Speaking from his position as head of a major Canadian university, Mr. Axworthy says Canada has not developed an academic strategy, unlike Australia where recrui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s a major priority.

“We’ve never really mastered that or spent much time or attention on it, and I think we pay a big price for that,” he says, adding Canada is even missing opportunities. “The last couple of trips I’ve taken both into Latin America and Asia, it’s increasingly becoming more difficult for universities in those countries to rel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the security measures. We’ve done very littl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Debra Steger, director of the Emerging, Dynamic, Global Economies Network at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says while well-known large companies and institutions might know their way around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e challenge is helping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mpanies.

She attributes the problem with the absence of a pan-Canadian strategy that will highlight our strengths and market them to the world, which is likely because of our past dependence on the U.S.

“I think it’s because in the past we’ve been so reliant on the U.S. market,” Ms. Steger says, explaining that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place is becoming complex. “Relying on t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which we assumed will always be there, we haven’t put enough energy into other areas.”

In addition, Ms. Steger says the government has failed to properly consult the private sector, which other countries have realized is essential for their economic success.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government consult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and look at new ways to deal with what’s coming down the pipe,” she says.

Tailoring the Message

Later this week, a four-week experiment looking at ways Canada can develop a more strategic approach to marketing the country’s exploration and mining industry in Mexico will conclude.

Since Sept. 12, the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Mining Equipment and Services for Export (CAMESE) has been hosting a website where mining companies and associations can log in and explain aspects of the industry f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fficers working in Mexico and what they can offer to the country.

As a result, says CAMESE managing director Jon Baird, the officers will have a better grasp of Canadian mining industries and tailor their message to the Mexican situation, with the aim of helping the companies secure more business.

During the Mines Ministers’ Conference in Whitehorse on Aug. 29, Mr. Baird called for a program to brand Canada in the world of mining, which prompted DFAIT to approach his organization with the website idea.

In the mid-1990s, the department had organized a Canadi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which Mr. Baird says saw a lot of bureaucrats work very hard to produce annual strategy reports that weren’t very useful. A second attempt proved as unsuccessful.

The problem, says Mr. Baird, was the strategies were generally too wide ranging, with the same approach, for example, being used to market Atlantic fish as Alberta beef, mainly because of a lack of consultation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Rather than fix the approach, the idea was scrapped for years.

“Now we are seeing a little glimmer,” Mr. Baird says. By educating DFAIT officials about not only the industry, but also how the industry operates and relates to specific countries, a concrete plan can be created on how to market Canadian companies there.

“Product selling is about knowledge,” he says. “And there’s where we fall down. That was my pitch: ‘We need a sectoral marketing scheme.’ Canada’s lack is starting to show.

“It’s just common sense,” says Mr. Baird of the need for such an approach to marketing Canada’s strengths abroad. “It’s not so much money that’s need as coordination.”

A Common Approach

One ministry that has been actively looking at a Brand Canada is Agriculture and Agri-Food Canada, which has managed to get provincial and territorial ministers of agriculture onside in focusing their efforts in a common direction.

According to the department, despite the successes that Canada’s food and agriculture sector has achieved, research shows that Canadian products are not well-known. However, the research also shows that international customers do know Canada.

During a meeting in St. John’s, Nfld., on June 27, the ministers reaffirmed their commitments to a common approach to raise the profile of Canadian food and agriculture products, as well as increase international dem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different governments are working to encourage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industry players involved in exporting Canadian food and agriculture products.

“Canada’s international branding strategy is designed to capitalize on the positive impressions that people tend to have about Canada, and build on those images to broaden awareness of Canada and its products,” says a press release issued after the meeting.

“By presenting a consistent message to customers, in every interaction, the organizations and companies that make up Canada’s food and agriculture sector can leverage the existing image of Canada into something stronger–widespread recognition of the excellence and diversity of Canadian products, and a corresponding increase in demand.”

However, it adds that the success of the branding strategy will depend up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industry, especially since it is a voluntary initiative.

Sheila Barth, the department’s Branding Strategy Manager, says the idea came about as part of a federal policy aimed at promoting the sector abroad. Not only will Canadian companies and trade delegates advertise and promote Brand Canada, it also allows for more focused research and attention to standards by which Canadian products can be marketed.

While Ms. Barth is quick to note that the approach is not about to become reality overnight and isn’t perfect, it does allow industry and the government to take the lead and fight on an even foot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that have undertaken similar approaches.

“It’s certainly a competitiveness issue,” she says. “We need to differentiate ourselves.”
lee@embassymag.ca

八月12日，在多伦多Ashbridge’s Bay Park 中国矿大校友会及有25个校友会组成的加拿大中国同学会(www.focuscanada.org) 的校友举行了夏季聚会。

参 加聚会的矿大校友有: 刘贵阳，范哲夫，蒙勇，张光华，谢骏，赵建，李跃钦，高贺骏，张春举，Jonny Luo校友及家属和孩子. 矿大校友间以及矿大和其他25个校友会之间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省议员Peter Tabuns 还和校友们就省政府的有关议题进行了交流。校友们参加了各项活动，刘贵阳校友还参与组织了中国同学会现场的各项活动。

更多消息请访问中国同学会网站 http://www.focuscanada.org及论坛 http://forum.focuscanada.org